陈凤梧等人闻言各自嗤笑不已,“南方各地,富户鳞次栉比,偷逃赋役者如过江之鲫,谈何惩罚?我看这逆王恐怕是要坏在他的**之下了。”
张明武哀叹起来,“初时卑职也是这么想的,但那叛王又下令撤销海禁,令各地商贾集资购买贸易许可,不数月竟弄到2000多万两银子!他因此重定官俸,皆由现银支取,普通一介七品官,年俸135两银,六品180两,五品288两,四品432两,三品630两,二品1098两,一品1566两。此举顿收上下之心,中外无不欢腾。况关税使司其实多遣番人为之,他们身穿飞鱼服,各有锦衣卫腰牌,又能动用诏令,可支使调度各地卫所,故已杀人盈野,威震天下了!”
“难道,无人反之?”李矶一拍桌子,愤怒得早已站了起来。
不过其他人却是毫无意外的表情,他们早已被张明武所讲的话深深打动了,各自在盘算着自己如果加入南方的话,按他们的职秩可以拿到多少白花花的银子。
“叛王上月诏告天下,制定各种商税名目繁多、复杂,税额也数倍乃至十数倍于农赋,此外他还公布有各地计1199家因匿税不报、限期不缴者被抄家斩首,还有4150人入监和罚没家产的,其中不乏有各地豪强大族,致仕**,无一幸免。相反,因为主动缴税不偷漏匿隐者,都给予重奖,还在各地张贴榜文数万份,要求人人尽知。现在,恐怕叛王那儿的税银恐怕府库都快要装不下了吧?”
陈凤梧等人都是大明**,自然知道朝廷征赋收税的原本。
朱元璋自称“淮右布衣”,乃是真真正正的平头老百姓出身,也曾躬耕苦作,知道民间疾苦,洪武初年统计全国耕地面积约8。5亿亩,平均亩产1。2石(事实上不止此数),总产量10。2亿石左右,而田赋为3227。**万石。
由此可见,当时农业税是3。16%。
而永乐以后逐渐成为常制,也就是征赋2700万石左右。
但正德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已经超过10亿亩了。
相形之下,农业税更低。
虽然大明国还有另外14种附加税,但在最终摊入田亩的赋税总数却并不是很多,事实上,陈凤梧等人也都清楚,赋税不重但为何升斗小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还屡屡**?每次一额外加赋就会弄得民怨沸腾?
豪强地主!商人!
这两种关键的主因,一个是拼命逃税漏税,把赋税转嫁到佃农和贫民身上;一个是囤积居奇,低买高卖却没有合法合理地抽税。
地主们干的那点事谁不知道?他们大量收拢佃户、流民,开垦荒地,占为己有;利用职务或势力,公然抗税,或缴纳很少部分有时还会美其名曰等手头宽裕了再交。
全天下的地主们都一个德性,有了权和钱,还怕弄不到更多的钱吗?
1520年,全国田赋收入米麦为2787万石,但约折银50万两的赋税是打了白条的,也就是暂欠的。而这种行为在大明国并不罕见,政府向来用“仁爱”治民,法律还不如人情大,官员豪强盘根错节联系在一起,只要不是诛九族,他们的通常都会死死绑牢,形成一张几乎没有缝隙的大网。
现在,《大明税法》在武定王手中正式出台,颁行全国,抗税逃税的惩罚可能最重的会被斩首,并且执行得还如此严厉,一点人情都不讲。
各地税司的执行者如此严厉地执法也是逼不得已。
按照税法,税管人员如果对于被执行人有姑息、共谋或者减免惩罚的行为,一经查实,该人会按照被执行人应负担的罪名执行,并张榜公示。
税法还鼓励举报行为,举报人可以秘密投函给各地税司或大明关税使司,经核查无误并追讨税款之后,会给予举报人重奖,重奖一般是抄家后获得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是非常有诱惑的。
而商人呢?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这么低的商业税,全国每年能收一百多万两银子就可以感谢上帝了。
然而现在,各种名目繁多的税项,实在是令人非常恐怖。朱九郎莫非得了失心疯,要逼商人造反吗?
然而,塞拉弗所制订的商税办法,却是非常科学的,一方面他继续保护小商人的利益,仍然沿用旧例,也就是“经营者年不满20两者免税”的规定,商人按资本的多少、经营项目的不同给予各类执照,对于某种项目的准入门槛,有着明确的政府定价。也就是说,越大越富有的商人,所要缴纳的税款就越多,而且统统不收实物,只收现银。
对海外贸易的抽税更高。
但基于那种惊人的利润率,仍有无数的商人们排着队、流着泪、下着跪恳求一张《海外贸易许可证》。
何况,向商人征税的目的,塞拉弗也着重写在税法里头,那就是逐渐给予商人们正常的政治地位这要慢慢来,哪一天商人缴税的数字大大超过农业税了,或者以后干脆不用征农业税了,那么天下还有谁敢对商人子弟入学、做官说三道四呢?
因此,这种在塞拉弗看来形同精神方面的巨大诱惑,反而比什么威胁和**都要有效。南方大商人代表恭景春、宋定邦等115人联名上书,表示举双手欢迎施行《大明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