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设谦道和自己的手下广本慎武、细藤成孝、吉田十一郎、寺岛正、大泽一健五人,围在火堆前,几个饥肠辘辘的家伙,用刀剑烹调起烤鱼来。
“很久没有喝到京都的清酒了,那个滋味真是令人怀念啊。”
“东本愿寺那松叶君酒坊的刺身招待菜,配合醇厚的菊正宗,才是寒夜里的一大乐趣!”
几个已经差不多口中淡出鸟来的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口水横飞。
宗设谦道静静地听着,他盘膝而坐,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柄青铜鞘的短刀,“秋叶原一文字”。据说是宽元时代关西最著名的刀匠夕晴本照的作品,是由大内家赏赐给最骁勇武士的物品。
“大人,尹先生派来的船已经到了。”
宗设谦道朝报信的家伙略一点头,“叫他们过来。”
宗设常常以自己说的一口还算不错的中文沾沾自喜,跟在政府的高层身边,如果不会讲几句中文,那是很丢面子的。有时候,喝茶喝酒起舞诗歌的时候都需要用到纯中文的对话,有时候还会大声朗诵一些唐诗出来增加气氛,这可是最上等阶层才有的享受。
这次来拜访宗设谦道的,是浙江宁波籍、奉化籍的诸多商人的代表,他们都是长期从事走私营生而起家的商人,此次他们就是来与日本人“同商大事”的。
奉化人赵奕,家产数百万计,是当初郑和下西洋时期跟随宝船出海的商人的后代。
当初,由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等六县商人构成的商人集团,沿东南亚至马六甲赚了大笔的外块,其后实施海禁的成功,使得这些家财万贯的人更加富有,一掷千金在他们的圈子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六县,加上南四县七县,成为“宁波商帮”的地域范围,宁波帮差不多垄断这一地区经济贸易六成以上的收入。
从全国来说,大的商帮也有几十个,其中比较著名的,除了宁波帮以外还有徽帮、晋帮、陕帮、江右帮、龙游帮、洞庭帮、临清帮、闽帮、粤帮等等。大商人恭景春,家中也是依靠贩盐、走私而富,他个人虽然极其富有,但他所属的苏州帮却没有宁波等商帮的规模。宁波商人在北京城王府井旁的小甜水胡同还建有会馆,为的就是方便前往建国门附近贡院考试的学生,这种财大气粗不怕招摇的气概,就是宁波帮兴盛发达的证明。
赵奕虽然是奉化人,但他在奉化没有根基,祖上有一支脉迁往宁波,加上他的正妻是宁波人,商人世家,因此他也投向了宁波帮。
在天下响应大明武定王开放海禁对外贸易,并公开拍卖许可证的时候,宁波帮的商人却是多方阻挠,甚至不惜勾结政府官员,对抗朝廷的政策,其主要原因不外是想继续长期性地垄断沿海极为激烈的走私贸易,以获取巨大的利润。
和宁波帮一个鼻孔出气的还有闽帮、粤帮,虽然这两个商帮的势力不如宁波帮那么强大,但是作为地区贸易的主体,这些商帮对于政府经济决策的执行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虽然钦差总理商业局大臣史兰峤等人对于发放许可证的巨大盈利数字感到兴奋不已,朝廷上下也对此表示惊讶,但商业局右侍郎(主官副职)斯波克特先生却在商业局的连月运作以及与情报部门合作协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令他不满的蛛丝马迹,不论是外销的贸易品筹备、组织、输送、囤积也好,还是进口货物的购销也好,在某些地区,尤其是海外贸易基础“雄厚”的沿海几个省份都出现了故意了延误、拖怠和抵制的行动。甚至有些人干脆声称“朝廷复驰海禁乃是妖妄”,对开海禁、行贸易的国策积极对抗,有些偏远地区更是有人组织海盗团伙,在海上三天两头打劫官府的商船队。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朝廷内部也有人不断为海禁政策说话,朝廷里南方出身的官员原本就多,他们有的与私商暗地里交易过,尝到过甜头,有的长期享受私商的贿赂。他们以原先市舶司、当地政府头目为主要代表,有的干脆就是这些私商的家人、亲戚和好友。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财富是基于海禁政策以及走私得来的,要正常地做海外贸易,岂不是要削自己的老本吗?
尤其是原先的那些大走私商人,他们更加不愿意把自己独占的利润和别人共享,哪怕朝廷也不行!
当初海禁之所以实施,并不是海外贸易没有给朝廷和百姓带来好处,相反,海外贸易间接促成了永乐年以后数十年大明繁荣的盛世。
可是,海禁之后呢?许多人倒了霉,可是少数私商却肥了。他们逐渐做大做强,与官员勾结,一方面多方拉拢志同道和的商贾和商帮,为自己默默地谋福利。
沿海边防的松懈,何尝与这些人没有关系呢?为什么那些“备倭”的官兵们,一听到几个、十几个倭寇上岸,就数百、数千人地“逃散”呢?难道他们真的不是这些强盗的对手吗?
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斯波克特先生、阿卡辛提先生。
不过公爵阁下对此的解释却很精辟: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这不过是一群既得利益者不想把得到手里的钱分出来给其他人而产生的分赃不均的吵闹。
海盗分赃不均也会自相残杀,这种行为决不属于一般性的矛盾,也不是发个政府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这需要用大棒政策直接加以打击,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和尊严,为了使大家都知道大明朝廷的权威,就切切不能心慈手软。